一八四零年，对所有的华人来说，都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大家都永远记着这个让人无法忘怀的时代。这是近代中国开始的标志，即使是充斥着血和痛。这里更多的痛苦是源自真正意义的外族入侵。很悲哀的是，历史以来我们汉族就不断受到外族的野蛮的入侵。堂堂一个这么大的民族怎么常常受到比其小不知多少倍的民族的欺负？
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去反思吗？我们常常说，外族的入侵是那么的野蛮，烧，杀，掠，抢，是那么的残忍无度和泯灭人性。一提到这，我们就咬牙切齿。可是，我们稍加理性地思考会很容易地得出以下结论：是我们的懦弱才使得我们成为受害者。继续追溯我们懦弱的根源，是哪些原因致使我们如此的羸弱呢？这似乎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有很多原因促成了这种懦弱和落后的局面。可是终究哪个是其中最为根本的原因呢？
应该是集权制度下的社会不公正导致的。集权只能保证一小部分人的利益，确切地说是保护他们不合理的利益，这往往导致整个民族的整体利益得到极大的损害。在这样的制度下，滋生着许多极其不合理的现象。比如，付出最多劳动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实际情况往往是，劳作最为辛苦的人常常过着物质及其匮乏的日子），而那些不劳作的人往往可以通过裙带关系或其他之类的关系而获得极大的物质财富（不论从智利劳动还是体力劳动来讲，这些财富都不包含他们的汗水）。受这种现象的刺激，很多人不认为劳动是致富的最主要的手段，大家都想着靠关系或去找关系来发家致富，似乎整个社会都忘记劳动才是财富的真正来源。这些不合理的现象还有，好人不一定好报，因为没有相应的制度来使好人好报，也没有制度来真正惩罚坏人（司法是收受贿赂的网络，没几个人能很好地保持善良的人性，这样的人在官场里也是很难长久存在的，绝大多数是被同化，极少部分是选择“陶渊明式的选择”）。所有的这些都导致底层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被无情地掠夺。在集权的制度下，劳动成果被掠夺并不是最坏的情况，最坏的应该是底层的人们的生命都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生命和尊严被严重地蹂躏着。在这样的制度下，没人来制约皇帝的权利，没人能制约那些残忍的迫害。从底层人民的角度来说，他们或者我们世世代代都过着艰辛的日子，惨淡的命运已经铭骨于我们的基因里——永远无法摆脱。古人不早就说过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不就是说，幸福没有百姓的事吗？
从某种角度讲，我们民族最大的不幸是来自内部而不是外部。制度的不合理的情况下，没有制约集权的群体。知识分子对集权的附庸，这样的知识分子注定是不能成为“大学者”——明明德，新和醒民众，注定只能给民众和自己灌迷药。这些知识分子不能创造新的事物，只想恪守安稳的日子。所有的这些导致我们的民族没有活力，只能进行死循环——没有改变的王朝更迭。自一八四零后，在外部力量强行介入的时候，这个死循环里的人才意识到不合理性的存在。